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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漳州战役的历史意义 2022年04月20日

▱郭雅斌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一举攻克漳州,取得大捷,实现了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全面胜利,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为闽西南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深刻认识漳州战役的历史意义,是一次实事求是敢于胜利的范例,是解决经济给养问题的胜利,是深入群众发动青年的典范,至关重要,意义深远。

实事求是敢于胜利的经典战役。坚持实事求是,基础在弄清“实事”,关键在“求是”。“实事”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这决定了做到实事求是并非易事。面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坚持捍卫自己的事实判断和正确意见,在战略决策上力促直取龙岩漳州,果断提出“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哪怕远离根据地,深入白区外线作战;在战略方针上冷静客观分析敌我矛盾,调兵遣将,一靠部队机动迅速,二靠后援充实断后,势必“剪除粤敌一翼”扩大政治影响;在战术指挥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正面主攻和侧面狙击相配合,速战速决,绝不拖沓。可以讲,漳州战役的胜利不仅源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源于敢于胜利的勇气决心,而敢于胜利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为基础的。漳州战役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的准确把握,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的胜利,亦是不惧风险、敢于斗争风骨品质的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习近平指出,这些年,我们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才能从容应对一系列风险考验。新征程上,我们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亦需要主动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如此方能经风雨、见世面,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

解决经济给养问题的成功范例。军队不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就不能生存,围攻赣州,苦战数月,久攻不克,军队经济给养愈加困难重重,而漳州平原是福建有名的鱼米水果之乡,城市工商业发达,可供红军筹集大量物资,其目标明确,优势明显,一旦取得胜利,自然成果丰硕。漳州战役后的一个多月里,红军一共筹集100多万银元,还有大量的粮食、食盐、药品、布匹、靴子、煤油等日常物资,正如当时聂荣臻同志所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都很紧缺的困难。”要解决经济给养问题,一是打破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基于前面三次“围剿”的失利,国民党先后颁布不下十余种封锁条例,日用必需品无时无刻不在十分紧缺和十分昂贵之中,这次补给从经济上扭转了红军围攻赣州陷入的困境,真正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和经费支持;二是为中央红军继续实施外线进攻战略提供了保障,准备战争给养是红军作战中的主要条件之一,苏区的群众及政府没有力量来供给,完全靠红军自己筹措,这次补给从形势上为苏区认购公债、存放款、兑换货币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底气,增强了苏区群众的信心和信任;三是极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一扫攻打赣州失利的阴霾,积极投入筹款筹物、扩红支前的两大主要任务中,据统计,在漳州扩红达1500多人,其中有900多人参加中央红军,另外600多人参加闽南红三团,士气重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深入群众发动青年的光辉典范。深入群众发动青年,将漳州战役胜利的历史意义推向下一个历史高潮。一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宣传主张,激发漳州青年参与创建革命工农武装的热情。“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国”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主旋律,在宣传中打出抗日的旗帜,为希望救国的热血青年提供了可行性路径和榜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漳州青年的武装斗争意识,激发广大青年参加武装斗争的热情,促使漳州青年运动与闽南游击战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闽南工农武装的骨干力量、生力军,他们中有不少人担任接头户、交通员、游击队战士等,甚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二是生动形象多样的宣传形式,指明漳州青年参与革命运动的具体路径。红军进驻漳州期间,组织红军宣传小分队走上街头,深入城乡,通过演讲、演说、书写标语、画壁报、绘漫画、编歌谣等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革命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抗日,唤醒了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为即将到来的民众抗日运动开辟了活动阵地。中央红军进漳的抗日革命行动和驻漳期间的广泛抗日宣传,不仅直接有力地推动了闽南乃至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而且在国内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国广大民众初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日的队伍,甚至对此后不久入闽的十九路军的联共抗日反蒋义举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是范围广线路多的宣传路径,不断扩大增强漳州青年武装队伍的建设。红军进驻漳州之后,中共闽南地方组织根据毛泽东关于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紧紧抓住漳州战役胜利的有利契机,深入漳浦、平和、石码、南靖、长泰、海澄多地发动群众,动员青年,迅速在漳浦、龙岭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多地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不断壮大以青年为主的红军游击队,达到600多人,在漳州、石码的工人中成立了3000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不断将青年运动引向深处、引向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