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危害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
我国对毒品的危害可以说是有着切身的感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是因为鸦片贸易而引发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用毒品和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近百年的屈辱由此开始，但人们所知道的是震惊中外的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运动，打响了中华民族史上禁毒战争的第一枪。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时任广东碣石总兵的苏明良。上任伊始，他就发现沿海一带吸食鸦片成风。他立即奏报皇上，条陈利害关系。此事，比林则徐禁烟还早一百多年。他是中国禁毒史上，第一个倡议禁毒的人。
苏明良，字虞廷，号省斋。清代漳州府海澄县八都（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虎渡村）人，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二十六日，行伍出身。清康熙末年至乾隆七年（1718—1742），历任漳浦营守备、漳浦营都司、福建抚标右营游击、泉州城守营游击、浙江提标中军参将、湖州城守营副将、广东碣石总兵官、福建台湾挂印总兵官、福建水师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广东提督等职。
1998年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就是一部集录中国禁毒活动的历史资料。该书起自清雍正六年（1728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止。其中第一篇历史资料，正是苏明良写给雍正帝的奏折。中央电视台第12套《法律讲堂》第65期《百年禁毒风云》，主讲张义荣教授更将苏明良誉为中国禁毒史上“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
在《奏陈失察洋盗出口入口之武弁处分宜重等四条管见折》（见《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3册第845-847页）里，苏明良就大胆地谈到鸦片问题，提出“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以息盗源”，还详细描述了鸦片制作和吸食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奏折里，他说：“鸦片一项，产自外洋，近来闽广洋商以药材为名，兴贩获利，惟闽省厦门、台湾最盛。因而一种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用小铜锅将鸦片炮制成膏，然后将烟丝入内拌匀，亮干为烟。又截竹为筒，内贮棕丝以便呼吸，乃私设馆舍，聚集数人成群结党，相依枕席，循环递吸。夜聚晓散，夜夜如是，从无间断。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坠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则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但吃此烟，必列肴馔、果品，相兼而食，不致速害，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是鸦片之贻害地方，匪鲜浅矣！然地方官虽有禁止，不过代兵役开需索之端。以臣愚见，欲除此害，必绝其源。伏乞皇上敕部通行闽粤督抚：严禁洋商，嗣后如有与贩鸦片及私开鸦片馆者，或被拿获，或被首告，即将洋商、船户、铺家、地保、邻佑人等，概行从重治罪，并严加处分漫无觉察之地方官。庶民命拯，而盗源息矣。”
苏明良在给雍正帝的密折中明确提出了禁毒的建议。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当时社会普遍将鸦片视为药物（吸食纯鸦片在乾隆中后期才出现）。正是由于苏明良发现吸食“鸦片烟”的恶习迅速蔓延，“欲除此害，必绝其源”，雍正帝当即朱批：“此系应行者，该部详议施行。”因此，在第二年春天清廷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查禁贩卖“鸦片烟”的条例。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旨在禁毒的法规。（详见中央电视台第12套《法律讲堂》2011年第65期《百年禁毒风云·毒发雍正》）
苏明良是在雍正十年（1732年）春节期间接任台湾总兵官的。他在台湾当总兵，只有两年半时间，却写了三十几篇奏折，史料相当丰富、翔实，如“（雍正十一年）伍月拾玖日夜子时，府治西定坊陈宝蜡烛店内失火。臣闻报，登即带领弁兵前往救护，缘东南风乘发火势猛烈，兼之彼地人烟辏集，行店比连，难以护灭，臣即令弁兵拆卸房屋，截断火路，至丑时方息”。看他的奏折可知，总兵责任重大，不仅要带兵巡视海疆，维护社会治安，而且要时时注意天气变化，百姓收成如何。
在《奏报沙里与土著人等归化折》里，他还谈到台湾原住民的归化问题。他说：“兹幸沙里与社生番席由敏等男妇，计壹百玖拾玖名口，相率向风，愿归赤子，年贡鹿皮拾领，折饷贰两肆钱，照民交商供役听令。虽云寥寥几番，不足以供齿数，然既喁喁向化，亦可以验时盛平之景象耶。臣随即委员前往该社，宣布圣德加意，抚恤赏给盐糖烟布等物，以慰归诚番黎。”（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册334页）
对台湾原住民的安抚，雍正明确谕示，对表示顺从前来归化的，务必“施恩布教，令其心悦诚服”。如果说，康熙在统一台湾问题上写下了值得称颂的一笔，那么，雍正的治台措施，更有益于台湾的稳定与发展。
在台湾史研究中，有关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先后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其缘由、背景虽然不同，但均属清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要事件。
在《奏报派员护送凤山等县各社番黎赴省庆贺圣寿折》里，苏明良就第一次提到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以及细致安排人员“沿途照料，护送赴省”。他说：“恭逢圣寿昌期（雍正十二年十月），恳请准赴会城，敬效高呼同庆事。据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各社番黎庆福等，环绕臣署，俱皆倍切踊跃欢欣，争趋赴省顶祝。臣见其情词恳切，出于笃挚，未便阻其爱戴之诚悃。随会同台湾道臣张嗣昌，遴选通晓汉话土目番黎贰拾贰名，通事伍名，派拨文武弁员沿途照料，护送赴省。”（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册79页）
清朝皇帝的万寿节庆，通常举国庆贺，邦国藩属亦派使朝贺献礼。而台湾原住民提出赴大陆贺寿则前所未有。台湾原住民庆福一行，“赴省庆贺万寿”这一事件，无论源自原住民“向心归化”之愿望，还是地方官员弘扬皇恩之举措，它开启了清代台湾原住民通过官方渠道道赴大陆参访的先声，这不仅在清廷的台湾“理番”实践中属首创之举，而且对乾隆时期原住民两次赴大陆贺寿朝觐也提供了前朝之鉴。
苏明良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十月实授福建陆路提督。一到任，即巡视全省要地。十二月，即奏报福宁府属霞浦县地方桐山一堡，为浙闽山海交错紧要之区，请“改设县治”“以便民生”，其心系民生，勤政为民可见一斑。十二月十三日，苏明良写了《奏为福宁府霞浦县桐山一堡地方紧要距府窎远请改设县治事》一折给乾隆帝。
他说：“桐山一堡，拒控浙闽，山海交错，实为紧要之区。向隶福宁府霞浦县管辖，南至县治壹百捌拾里，北至浙江温州府平阳县壹百陆拾里，东至福安县壹百陆拾里，悉属丛山叠嶂，道路纡迥，艰于行走，凡有命案赴县具报，往返必须伍陆日。每至相验尸身发变，若逢炎暑熏蒸，更为溃烂不堪，仵作难以检验。主盗贼一遇拿获，汛弁例无刑讯，势必解县审究，长途跋涉，不特耽延时日。而且盗伙闻风，早已匿赃远扬，无从缉拿，且考试输粮，以及词讼等项，均属不便。臣再四思维，必须改设县治，庶足以便民生。”
乾隆帝朱批：交与郝玉麟，听其议奏。后经闽浙总督郝玉麟等人商议，于乾隆四年（1739年）从霞浦县划出劝儒乡的望海、育仁、遥香、廉江四里设置福鼎县。县名，来源于县东福鼎山名。
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苏明良任福建陆路提督八年。官居一品，显赫一时。但他还是朴素待人，洁己奉公。捐祖庙，助宗亲，赈贫民。在任期间，军队训练有素，严防守卫，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谕调苏明良为广东提督（见《清高宗乾隆实录》卷一七七）。苏明良未及就任，于十一月十六日子时，病逝于泉州提督官署，享年六十一岁。赐葬于泉州清源山支脉朋山岭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