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二年（1622年），山西太原府平定州乐平县人赵纾赴任漳州府海防同知（相当于今副市长职务），为官仅4年。在漳州的历史中，赵纾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甚至有关志书对赵纾的记载也寥寥数语，可资查阅的有《宓庵手抄漳州府志》（卷十·秩官一）仅载：“赵纾于明天启任同知”、清光绪版《漳州府志》：“赵纾，乐平举人，天启二年任（同知）”。
一个为官仅4年，却在东山、龙海、诏安三地发现四通德政碑：东山《漳防海郡丞赵公德政碑》、龙海两通同名《漳郡司马赵公德政碑记》、诏安《赵公生祠华祝园记》，这在漳州历史上或为第一人，成为研究赵纾及明代漳州海防和反侵略斗争珍贵的史料。
“德政碑”，旧时官吏离任时，地方士绅为颂扬其“德政”著文勒石，以作永久纪念。这位赵纾有何“德政”，留名漳州大地？
笔者把这四通碑文连在一起思考，谜团渐渐理清。发现碑文讲的是明朝中叶海防力量随朝廷腐败衰落而一落千丈。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赵纾在任漳州海防同知期间，惩毖奸吏、爱护士兵、举荐贤才、整饬军纪，使积弱麻木的明朝水师迅速恢复战斗力；上书陈情，积极建言“防海八议”，加强海防建设，增置“鸿江游（今龙海一带）”，以加强海防实力，建立卫戍、巡海等联防联动制度；严厉打击红夷、倭盗的不法行为，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战斗在第一线。其政绩斐然，令人肃然起敬。尤其在海防日愈衰落的逆境下，让人从赵纾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样的政绩绝对为民所称赞，确实配得上一方百姓的“去后留思”了。不止碑文值得回溯，这四通碑本身，还自带了很多值得一探的历史牵绊在里头。
御侮风雷在握
漳州地处福建的最南端，处于闽粤交界之地，南与广东相连，东北与泉州府接壤，西北与龙岩相接，山海之寇频发，备御形势十分复杂，且漳州三面濒海，水道四通八达，海防地位十分险要。《读史方舆纪要》称：“惟府境与会城皆三面濒海，故防御最切。”由于所辖海域之广，正如《海防纂要》中所说：“浯铜遊屯田浯屿，信地，北距中左所、南距镇海卫各半潮水。都之门户，海澄之咽喉。县多番组，奇珍异物，素垂涎，盖要地。北自担屿，南抵崎尾。而沿海居民居岛尾。古浪屿、中左所等处，俱盗贼渊薮，出没常，其败番之船，每每在此开驾出港。该遊若严巡察盘造，则十得其九矣。”
明末，西方殖民者开始东扩。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荷兰人入侵澎湖，不断侵犯漳泉沿海，滥烧民船，强行要求通商。当他们从捕获的西班牙船上获悉西班牙人也准备占领台湾时，决定先发制人。有史料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库恩，命令雷约兹司令官率荷舰12艘、英舰2艘、军士1000多名在澎湖筑城，第二次占领澎湖，并以此为据点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骚扰，厦门、海澄、漳浦、诏安、铜山等地深受其害。
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荷兰海盗雷约兹率舰队入侵澎湖，并请求互市，在明朝不允许的情况下，就用武力骚扰漳浦附近的六敖、厦门港，并在鼓浪屿烧杀抢劫。据《明季荷兰人侵据彭湖残档》记载：红夷（即荷兰人）自天启二年六月进入我澎湖地区，要求参与市场交易。因为所请不遂，就驾舟骚扰福建沿海。他们虽被官兵堵截，颇有杀伤，但还要求互市。这是荷兰人第二次在东南沿海制造危机，并以武力劫掠相威胁。
天启三年(1623年) ，荷兰殖民者再次侵犯厦门曾厝垵等地，明政府先后调集各路水师驻节厦门，调督征厦、金、澎海域，福建巡抚南居益与总兵谢隆仪、分守福宁道参政朱一冯、漳州府同知赵纾，一面积极备战在沿海戒严；一面与荷兰人谈判，令雷约兹等人撤离澎湖。但荷兰人并不打算撤离，并有用武力强迫通商的打算。
《明季荷兰人侵据彭湖残档》载：“福建巡抚商周祚奏（天启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红夷自六月入我彭湖，专人求市。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六敖。六敖逼近漳浦，势甚岌岌……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古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已遂入泊圭屿，直窥海澄”。
十月，四艘荷兰船只在弗朗森的率领下抵达漳州湾，先是谋求与福建官方谈判，倘若谈判不成，则诉诸武力。这时荷兰船只停泊在浯屿，在岛上挂起白旗，表明谈判立场。厦门当局派出几批次代表，包括商人、民间人士及官员，往返于官府衙门与荷兰舰船之间进行谈判。
从当时情形来看，开海的态势并未改变，海澄在天启二年、天启三年依旧是洋商聚集，为朝廷允许贸易的合法港口。只是，对荷兰人要求的互市，明朝仍要求遵照旧例执行。
面对荷兰坚船利炮，这位新任巡抚在分析双方的攻守形势后，并无十足把握。福建守土官员作出了妥协，同意有条件的“互市”。但商周祚遵照朝廷指示，不许“互市”，于是荷兰人继续进犯厦门等地。
朝廷忍无可忍要求全力抗击侵略者。《厦门志》载：“天启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厦门军民在浯屿海面攻焚敌舰一艘，擒获敌酋长高文律等52人，斩首8人，夷众死于海涛及辎重沉溺者无算这一海战的战绩。”荷兰人退出浯屿，但仍盘踞在澎湖。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福建巡抚南居益决意渡澎湖剿敌，并实施封锁港口禁洋一年。
历经3年多的艰苦抵御和打击，捣毁其营寨，并俘获酋长高文律等一大批荷兰将士，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十八日，在明水军的追剿下，终于把荷兰侵略者逐出澎湖。在这场战争中，参战将领“运筹兵甲填胸，御侮风雷在握”，为夺取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后，福建抚臣南居益在向朝廷“献俘奏捷”时，盛赞漳州府海防同知赵纾的所作所为，并为其邀功请赏。翌年，兵部在总结表彰“澎湖捷功”时，赞誉赵纾“长才远驭天南，硕画尤周海青，风严鳄徙，波静鱼闲”。至今在厦门市白鹿洞左后岩壁上，仍留存有“天启癸亥冬晋阳赵纾督征到此”题刻，亦称“赵纾攻剿红夷刻石”，见证了他抗倭有功的历史。
位卑未敢忘忧国
保存在东山风动石景区碑廊里的一通立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的《漳防海郡丞赵公德政碑》，系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黄汝良撰写。碑文赞道：“郡之佐自丞以下咸共太守为理牧戍也，而海上军兴，设一丞持领之，俾海波不扬，内地用谧。其任至，与守将守，苟存宽大，去之切，劝课农桑，狱讼止息，颂声且隆。”碑文讲的是，赵纾上任后“抗外侵、抚民心、促发展”的事迹。
镇海卫（龙海）原有两通立于天启三年（1623年）《漳郡司马赵公德政碑记》，分别为黄道周和蔡思充所撰写。这两通碑刻原在卫署内右侧和卫所北门内，然该碑现已不知所终，唯有先贤将碑文记于《镇海卫志》。
黄道周在碑文中写道：“迩来内地奸民勾结红夷以求互市，舟泊歧岛，公奋身抵垒，严阵以待……夷亦知我师有备，逡巡不敢发，卫是用谧”。此时海禁所对的虽已不是倭寇，但由于情报欠灵，夷舟竟直泊到镇海卫城门外，使漳郡司马赵纾不得不拼老命“奋身抵垒，严阵以待”，那时镇海卫的形势岌岌可危，与倭患猖獗时，如出一辙。
蔡思充在同名《漳郡司马赵公德政碑记》写道：“公目击时艰。奋不顾身，以剿绝为己任。夷冥犯镇府，将登岸剽掠，公先士卒，挥左右翼，水陆并进，夷舰遂沉，夷遁□□，公力追取捷，复沉其舟，击杀十三人。捷上，夷摇尾乞市，公力拒，务令拆城毁巢……”赵纾趁机在江海交汇出处增设鸿江游，上连浯屿下接铜山和悬钟三水寨，使之联点成线、梭织成面，有效地控制着整个福建南部海疆门户。
2018年3月，诏安县在悬钟古城北门外古官道旁发现了一通《赵公生祠华祝园记》碑刻。碑文载：“漳郡司马赵公，其王者之师乎。公以廉能仁明佐郡，以其绪余监军南澳游。其将士感之，念所以报。”“丹诏林公撰公祠记，称其督荡海寇，以德漳民。驭将士以宽，恤死事者以恩”。 赵纾，这位抗倭同知，在荡平海寇的同时，勤政爱民、爱兵如子、廉洁奉公，一时漳州府政通人和，治绩斐然。诏安悬钟所城军民因感念司马赵纾政绩，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建造了生祠“华祝园”。此碑刻的发现，揭开了赵纾这段“廉能仁明，督荡海寇，以德漳民”鲜为人知的历史，填补了志书记载的空白。
这四通碑文其内容相互映衬，高度契合。值得一提的是，《镇海卫志》记载的这两通碑文分别为赐进士第、翰林院庶吉士、铜山人黄道周与赐进士第、朝议大夫、常侍卿、前兵部都给事、漳浦人蔡思充所作。他们从不同角度记载赵纾监军海防、剿夷固卫等政绩，只是黄道周侧重赵纾的防海方略，蔡思充侧重具体事迹。由于明朝正处危难之际，此时有赵纾这样忧国忧民志士出现，这恐怕就是黄道周、蔡思充和黄汝良为赵纾撰文赞颂的原因，且他们三人同朝为官，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赵纾在漳州任职4年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信任由此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