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鸿 文/供图

内容 简介

著名作家何葆国多年来行走在闽西南土楼乡村，对土楼有着真挚的热爱和深刻的发现。他的土楼系列小说是反映客家文化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为中国地域文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近年来，他深入南靖梅林镇官洋村、书洋镇河坑村等“世遗”土楼村落与正在申遗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东溪窑），通过采访、田野调查，创作了这部气象开阔的长篇小说《东溪谣》。

本书以“福建土楼”和东溪窑为故事背景，书写了一部客家人、闽南人坚韧不拔建设土楼、开拓瓷器事业、守卫家园的动人故事。全书聚焦福建土楼文化、海丝文化、闽南文化以及闽商文化，通过两姓家族在土楼里的浮浮沉沉，展现了土楼人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呈现出大量地域民俗风情，这是土楼人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故事发生在清朝中后期同治年间的闽西南边地苏洋村，一个靠山面水的村庄。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土楼，以东溪与大海相通，在这日夜奔流的溪水上，流淌着如歌如泣的历史往事……

苏洋村居住着来自中原的苏氏和邹氏人家，他们的先祖自大唐末年从中原辗转多地来到这里开荒拓地，繁衍生息，一村两姓的格局由此产生。邹氏世代讲客家话，苏氏则持福佬话，两姓人家虽是亲戚，却争端不断。由于月港淤塞，苏氏外销瓷器销量不好，大多数窑口荒废，有的子孙开始不务正业。苏发扬是苏氏族长，他决心重振烧窑祖业，大力鼓动族人修复窑炉，但如何恢复祖上东溪窑“百千水碓，漫野窑烟”的繁荣，他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邹氏一直以耕读传家，现任族长邹德永父子两代人发奋要建一座新的土楼：余庆楼。尽管困难重重，邹德永还是决定开工。在带领族人建造余庆楼的过程中，邹氏跟苏氏发生多次冲突，余庆楼最终得以顺利开建……

《东溪谣》是何葆国新近出版的一部以土楼为核心元素的长篇小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厚重、大气、恢宏如波澜壮阔的史诗。小说围绕着苏姓与邹姓两大家族的爱恨纠葛展开，以苏发扬、邹德永两人为核心，谱写两个家族年轻一辈在清末太平天国残部来袭前后的情与仇、留与走、正与邪、悲与喜、退与进，作者尤其花费笔墨的是族人们在生死关头的大义凛然与铁骨铮铮。

小说的人物群像中，以苏发扬和邹德永两个人物刻画得最为细腻、深刻。虽然分属两个家族，但是他们身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时时刻刻把整个家族扛在自己单薄、瘦削、疲累的双肩上。这是正气，也是硬气。这是责无旁贷，更是义无反顾。苏发扬心心念念的是如何恢复祖上窑炉的生气，把精美的瓷器经由东溪运到月港、厦门，销到台湾直至更远的海外。如此则可让曾经的荣耀在新时代里继续发扬光大。邹德永则牵挂于余庆楼的建造，为的是让更多的族人住进安稳、安全、安固的高大土楼里，这是作为族长的他的终极使命。唯其重大，更显艰难。不管烧瓷还是建楼，族人的嘲笑、贼寇的到来、技术的荒疏、时代的变迁、环境的骤变、子女的疏懒、精力的有限，都是需要面对或克服的。

即便如此，厚生之德是他们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如苏发扬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人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要紧。”这是何葆国借苏发扬的口传递出的人文主义精神。没有人，家族就是虚的，土楼就是空的，历史与祖上更是空洞的标签。作者再现一段历史，写活一群人，把他们的悲喜歌哭置放在特殊的时代情境中，无疑是为了展现永恒的人性之美。与其说何葆国写的是苏洋村，写的是历史，倒不如说他写的是人，写的是人性。尤其是年轻人经过生活的历练之后，越发体现出生命的精气神。尽管故事发生于风雨飘摇、国内动乱的清末时光，然蕴含其中的蓬勃英气依然力透纸背。

苏维纳及时扼制父亲的鸦片瘾，救家庭于倒悬之中，因此事他脱胎换骨成家庭的顶梁柱。邹锦江为建余庆楼，在一遍又一遍的实践中，成为夯墙和拍大板的高手。苏维生拉坯轮制一招一式，很有范式，实乃无师自通，可谓心灵手巧。邹锦洪从土匪窝返回家中后的忍辱负重、勤勤恳恳、沉默寡言，让父亲感觉如换了个人。年轻一辈美好品性的书写，在小说中如夕阳余晖一般，并不浓墨重彩，只是分散其中的点点光斑。然而，这恰恰孕育了将来的希望。希望本是从少到多、从无到有、从淡到浓的。这正显示出何葆国的从容来。乱世中的普通人在他笔下忍辱负重，走出一条向上、向上、不断向上的道路。年轻人对爱情的执着，是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锦洪的抢亲与苏小果的配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突围之举。若无对爱情如生命般的信仰，断然做不出此等不可思议之举。虽然后来两人前后返回苏洋村，均未曾让抢亲的真相外泄，亦未能再续前缘，由此可知两人肩上背负的压力之大。

在日常的烟火、琐碎的笼罩下，尽管有离家出走，尽管有路遇劫匪，然而在心绪的波澜起伏之后，生活之路依然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着。和平日子里，他们考虑的是祖业、谋生、爱情、矛盾、信仰，不管如何曲折，总有明显的光亮在前方召唤。直到沦为土匪贼寇的太平军残余势力的到来，生与死的考验才真正摆在苏邹两个家族人面前。恰恰是生与死的考验，才把他们身上潜藏已久的勇敢、刚毅激发出来，令人读之动容。

然而，当窑炉被毁、祠堂被烧、庙宇被砸，种种羞辱祖宗、侮辱尊严之事在一日之内接踵而至，考验他们的并非是否拥有足够的刚毅与勇敢。这个时候，刚毅与勇敢可能是冲动与莽撞的同义词。他们需要的是淡定与冷静，只有这样，才能把族人的生命摆在第一位。窑炉祠堂庙宇均可再建，生命一旦逝去，无法重来。

已然一百二十多岁的“活祖宗”顺风公是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对于子孙们的人生之路他未能有实际上的帮助。然而，他的“出海”是怀旧的，是探险精神的残存，是对守旧、守成的晚辈于精神上的导引与召唤。于小说的末尾，他在巡游中离开人间，象征着召唤使命的完成。小说走笔至此，年轻人皆有独挡艰辛的勇气，顺风公是可以含笑九泉的。《东溪谣》以顺风公的“出海”开始，又以他的“出海”结束，预示了探险精神的永世流传。探险精神并不止于“出海”，即便不“出海”，这种精神也有牢固的现实根基。年轻人的成长就是证明。

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然其背景是真实的，这里有东溪有土楼有层峦叠嶂的闽西南。“实际上，数百上千年以来，这块土地历经了无数次灾难，然而它总是无法被征服，依照着日月星辰、岁次寒暑的更替，为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住所和粮食。只要这片土地还在，一切就都有希望！”此处的“土地”非本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它既包括脚下踩着的坚实与厚重，更指向建造土楼的闽西南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比如遮风避雨的土楼，又比如用于日常交流的方言。

在抗击“长毛”进攻的战斗中，土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土楼的存在不仅是性命无忧的保证，还象征着团结协作、同仇敌忾精神的坚不可摧。苏氏族人与邹氏族人均住土楼，历史上他们本是血脉同源的一家。由此可知，土楼不仅具有肉眼可见的居住、战斗功能，更是家族精神传承的一部分。与土楼并存的是方言。方言有很强的地缘特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讲一种方言。信件即“批”、脑袋为“头壳”、脾气为“性地”、客人是“人客”、热闹是“闹热”、这种人为“这款”、时候即“时阵”。于文字使用上，何葆国无疑是倔强、固执的，这样的选择让他笔下的土地更具原生色彩、原始气息，笔下的人物更加独一无二、无可替代。脱口而出的方言把读者直接带回闽西南，带进土楼里，带到苏家或邹家的日常生活中。方言是流动的，故而小说就不是固化的。它是一条河流，从唐朝流淌至清末，跨越一千多年，表面上说的是历史变迁，内里奏响的是永恒的人性之歌。

《东溪谣》是何葆国迄今为止最为厚重坚实的土楼作品。它是作者行走故乡大地后的审视与沉思，这是爬梳故乡历史后的咀嚼与回味，也是他几十载春秋触摸故乡后的文学想象，既实又虚，亦虚亦实，可谓现场感与想象力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