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文 弘 艺 供图

闻一多是清华大学教授，“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便离开家人，到长沙任教，因局势动荡，1938年2月，当局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闻一多也决定随学校前往昆明，2月15日，他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提到了自己离开家时的情形，那种愁肠百转的离愁别绪，读来令人感动不已：“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指孩子）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

浦江清也是清华教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给远在上海的妻子张企罗写过很多家书，这些家书的内容，大多是讲述自己在联大的生活，但其中也有让人动容的情感交流，比如，他曾在一封信中对妻子谈到了爱情，他这样深情地写道：“人能永久保存理想主义是好的。在爱情里面，彼此以理想主义相鼓励，结婚以后，接触现实问题，彼此不免互相鼓励着现实方面。男的希望女的多注意家务，女的要男的多弄一点钱等等。这样愈来愈庸俗，假如曾有过一段恋爱历史，曾经彼此了解过理想主义，彼此倾佩过，还好。否则，最早就以庸俗开始，更容易互相惹厌。假如结婚以后仍旧能保持一点理想，彼此了解，以理想鼓励，那么是最好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整天与书打交道埋头做学问的教授们，心中也有温情的一面。隔着几十年的光阴，那些浮现在字里行间的温馨话语，仍让我们心生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