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字幼平，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生于今东山县铜陵镇。清·《小腆纪传》卷二十三：“黄道周，漳浦之铜山人也。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自幼坐卧其中，故其门下士称为石斋先生。”

隆武二年（1646年）黄道周抗清不屈，就义于南京。清·《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一：“督师少傅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黄道周，学行推重于天下。崇祯中劾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召对平台，反复抗论。坐嫡戍，南都亡。往见唐王请募兵江西，得义旅9000余人，出徽州遇大兵，战败被执至江宁，不屈而死。黄道周硕学清操，孤忠亮节，克全儒行，无愧贞臣，今谥‘忠端’。”清道光五年（1825年）礼部奏文以黄道周从祀孔庙，赐建家庙，成为闽南地区唯一列入曲阜孔庙从祀的先儒。

平台抗辩 悚动天下

文献记载，平台召对是明朝的一种制度，相当于国情咨议，是皇帝咨询大臣政务的场所。地点就在北京紫禁城建极殿（今保和殿）后的云台，亦称平台。平台召对时，皇上提出问题后，相关的官员出班趋前，必须跪在那里答话，除非皇帝开恩发话，谁也不准站着说话。

晚明末世，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不止，大明王朝大厦摇摇将倾。十七岁的崇祯皇帝登基后，勤于政务，除阉党明朝政，恢复被万历皇帝所中断的平台召对制度，曾六下罪己诏，也算是一位勤躬政事、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但为人刚愎自用，急躁多疑，有急于求成的崇祯帝，因此在朝政屡铸大错而自毁长城。又中后金反间计，诛杀大臣名将袁崇焕，重惩辅臣钱龙锡等。朝中无人敢言是非，大明帝国的曙光渐渐消失。黄道周激于义愤，连夜起草奏章为钱龙锡辩冤，其中还直指崇祯“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崇祯大怒，认为黄道周是有意包庇钱龙锡，让他回奏。黄道周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是“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黄道周再度谏言凌厉，一日分劾三疏，分别劾杨嗣昌夺情入阁，陈新甲夺情为宣大总督，方一藻以辽抚议和。崇祯为此大怒，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君臣大辩论。

七月初五，崇祯召集文武大臣及黄道周于平台。崇祯帝责问黄道周连上三疏有私人欲望。黄道周答：“臣三疏皆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

平台之上，黄道周就杨嗣昌、陈新甲夺情一事与崇祯帝展开了更为直接而激烈的辩论：“帝曰：前月推陈新甲何不言？道周曰：时御史林兰友、给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乡，恐涉嫌疑耳。帝曰：今遂无嫌乎？道周对曰：天下纲常，边疆大计，失今不言，待将无及。非私也。帝曰：清虽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为圣之清，若小廉曲谨，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许其仁。……”

黄道周不顾冒犯君上的威严弹劾杨嗣昌，其表面原因，是杨嗣昌父母双亲，丧服在身，依礼制只能居家守丧，不宜出世做官；实际上，是指斥大臣杨嗣昌等私下与清廷议和，这关系到明末政治斗争的一个极大关节。

崇祯屡屡驳之，道周面不改色，争于帝前，而且再次声言应罢杨嗣昌、陈新甲二人。但崇祯袒护杨嗣昌，则把黄道周比作少正卯，指责他心逆行僻，叱道周“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

《明史·黄道周传》：“帝与诸臣语所司事，久之。”本来崇祯帝对这场“专场召对”已做了精心策划准备，大有胜券在握。没想到碰到硬直又执着的黄道周，顿时龙颜大怒，竟用“佞耳”之词来羞辱一生以《孝经》大义而行的黄道周。于是更加不依不饶，毫不惧色直责崇祯帝，“忠佞不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臣今不尽言，则臣负陛下，陛下近日杀臣，则陛下负臣。”舍生取义的黄道周，此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犯颜谏争，不少退”，当场“观者莫不战栗，直声危天下”。

古之圣贤，以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奉《孝经》若圭臬的黄道周，在这条路上走得何其艰险，时时有被杀头的危险，他却依然以东山人那大海般固有的执着，依然深信圣贤所立的“纲常”“节义”是支撑起大厦的精神支柱，依然深信“忠”“孝”是安身立命的指针，是净化社会灵魂的济世良方。黄道周雄辩滔滔，劲气直词，百折不挠，纵横莫挡，很不给崇祯帝面子。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君臣分庭抗礼”对话，其场面惊心动魄，为黄道周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幕。后来有人将这次君臣交锋分为六个回合，最后比分是崇祯皇帝四负一胜一平，黄道周是四胜一平一负。

关于这场召对，版本很多，《明实录》《明史》《明季北略》《黄道周年谱》《明儒学案》等都有详细记载，尤以孙承泽的小说《山书·争执纲常》最为生动详尽。顾诚在《南明史》中评说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

“黄道周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谏，皆意切于匡剂时艰，忠荩之忱，溢于简牍。”平台抗辩的第二天，内阁奉旨拟定：黄道周“结党串通扰乱政务，降级调外使用”。结果招致被连降七级，调任江西布政司照磨。

《明史·黄道周传》：黄道周“与天子相争胜”，事不止一端。其较著者，始则于崇祯五年，因与皇帝辩诘朝政之非，招致雷霆之怒，在右中允位上被削籍为民；崇祯九年复官后，在崇祯十一年七月，复又上书弹劾杨嗣昌夺情入主内阁。为此，黄道周与思宗数度往复论辩，终不为至尊之威屈折。

孤忠亮节 无愧贞臣

黄道周自幼受朱熹“格物穷理、求实力行、忧国忧民”的品格和“追求至德之境”精神的熏陶影响，清光绪《增刊〈漳州府志〉序》：“自宋朱子为之官师，洎明石斋黄氏以理学忠孝倡导后进，士民益敦志行”。黄道周一生的政治颠簸都是在与崇祯的反复抗疏、又反复被罢斥的循环中走过来的，“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虽有济世之心，但无请缨之路。但其屡逆龙鳞，直言敢谏之声为当时士人所钦慕。平台抗辩一节，更是悚动天下。

他与崇祯皇帝平台激辩，已经证明了他不是忠于皇帝一个人，而是忠于儒家倡导的道德秩序，为维护这一秩序，他不惜得罪杨嗣昌，不惜得罪皇帝。通过这件事，黄道周在京城内外名声大震，其刚正勇敢之声远播，崇祯却颇为猜忌。翌年八月，崇祯下旨“立削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黄道周惨遭“廷杖之厄”“北寺之囚”，“赭血满衣疮痂蔽褥”“卧病八十余日，抱足扶首，仅能起立”，险些毙命狱中。但他依然有志不坠，写信给门下学子们说：“古人于仁义烂时自裹血肉，仆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悠悠命也，谁为谈者！”然而，此时的黄道周，其高尚的品德俨然晦暗中的一盏明灯，一些名节之士以追随他，与他同狱侍候他为荣。

黄道周一生以忠孝行世，《孝经》是其思想本源，此次牢狱之灾就是因孝道而引发，然而即使处于几乎是仕宦生涯的低点之时，黄道周仍将《孝经》作为精神支柱。后来他在《感恩疏》感叹道：“至于不清不本之臣，遗祸苍生，失误大计，臣犹自悔知之不尽，言之无力”，却丝毫不改初心。

在“不见三光，如椰子大斗室”中，黄道周“带血晨兴写《孝经》，和枷夜卧编《周易》”，凝神静气，恭谨不苟地用小楷写下的一百二十本《孝经定本》，字字珠玑。身后老狱卒朝着身子静候着，当他颤颤巍巍从石斋先生手中接过《孝经定本》册页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

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初五，黄道周在南京慷慨就义。黄道周政治的一生，深受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在政治的是非面前，十分严谨，秉持纲常，严格自律。黄道周政治品格上的高尚与当时诸多臣子的品性低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为国家、民族的大义，为百姓苍生，不畏权贵而谏的精神品质，成为封建士子的表率与典范。

一代名儒黄道周，一生仕途崎岖，但因其笃学卓思，抗疏敢言；在明末阉党当道、朝政窳败的时代，成为砥砺持志、不畏权势的象征而备受世人敬重。论学为“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处世性“战冷方刚，不谐流俗”“强忍敢言，以里贤自命”；为政则是清正诤臣，史称其“一往孤忠，行将与天子争胜”。乾隆帝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评价道：“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