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散说”是漳州话，大意是随便说。

由于喜欢写作，交了一些文友，文友们经常把“灵感”挂在嘴上。

有一天半夜醒来，想，什么是“灵感”？想了很久，这“灵感”应该是新旧记忆撞击的火花。

每个人都有记忆，平时不自觉，一旦看到一个图像，听到一个声音，把脑子里原来的记忆唤醒，新旧记忆撞击出火花，引起记忆的涌流，想到什么，又想到什么……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生活必须经过时间的过滤，记忆的酿造，才能进入作家的创作。契诃夫说得非常透彻：“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从来也没有直接从外界取材而写出东西来。”

生活是客观的，具有现时性。但对于作家来说，具有现时性的生活一瞬即逝。生命永远由过去向现在再向将来的方向运动，现在的消失，意味着过去的增加。生活的丰富性实际上体现为记忆的丰富性。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来源于这些记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克劳德·西蒙所说的，小说中所呈现的“现实”，“只是由记忆组成的”。

作家的记忆具有明显的特征。首先，这种记忆是鲜明而生动的。老舍在《三年写作自述》中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花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心中。”臧克家在谈到《洋车夫》一诗的创作时说：“回到石头楼上，电灯熄了，我眼前的那盏小油灯还在黑暗中发亮，那个像一只水淋鸡的洋车夫的形象，清晰地立在我的眼前。”显然，留给作家和诗人的记忆不是别的，是“彩色鲜明的图画”和“清晰”的“形象”。其次，这种记忆往往是强烈而带有片面性的，有时甚至是变形的。同是庐山，李白记住了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欧阳修记住了高大，“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葳然屹立乎长江”；苏东坡记住了变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唐寅记住了烟雨，“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第三，这种记忆是情感的，对于作家，几乎没有不带情感的记忆。同是面对大江，苏东坡留下“豪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煜留下“忧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辛弃疾留下“悲愤”——“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柳永留下“凄婉”——“水茫茫，平沙雁，旋惊散”……

作家记忆的这种形象性、片面性和情感性，使作家的记忆比一般人的记忆显得更活跃，形成一片开放性的敏感区，即有人称之为“心象”。当外界的某种因素刺激这些“心象”时，便产生“撞击”现象，喷射出奇异的火花。这种撞击的本质，是新的记忆唤醒了旧的记忆，不是一般的唤醒，而是撞醒，是惊觉，一刹那间使原来的记忆像喷泉般地涌流，同时，与新的记忆合流，产生更新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变幻的“心象”。这种现象，便是灵感。而这种撞击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想要的时候它不来，你不想要的时候，它却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就显得那么奇妙而又不可捉摸。

写到这里，我想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是的，时隔一年，新旧记忆撞击出奇异的火花，感慨颇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读来久久不忘。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灵去认识外在世界时，使用的工具是概念，而语言符号是概念的外壳。当我们接触到（或听或看）语言时，我们实际上把握的是它传达的概念。而“概念”的特点是单向而深入的。它的深入立即撞击旧的记忆，唤醒第一个“心象”。这第一个最接近概念的“心象”的复活与跳跃，撞击了隐没在更深层次的“心象”，进而出现“心象”的涌流。当“涌流”出现时，“火花”闪亮了。

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说：“回忆能像胶水一样把人的整个生活粘在一起。”人的记忆包容了人的整个生活经历、体验、知识和情感，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宝藏，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特殊的火药库，一旦新的记忆撞击，便会喷射出奇异的火花。这火花，照亮过去，照亮思想，照亮想象飞翔的天空，照亮情感激荡的心田。于是，“创造”便开始了。也许，这火花就是“灵感”。